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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更新时间 - 责任编辑 - 高富贵

王健林对万达体育抱有很大期待。

2016年8月,王健林罕见的接受访谈节目的采访。他兴致高昂的说,“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体育产业。有句名言,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,国家、地区最好的竞争方式就是体育,足球篮球冰球橄榄球对抗性强,看的人热血沸腾。”

“中国的目标是十年内体育产业做到世界第一,我们规划了5万亿人民币。体育产业能赚钱,还能赚大钱。” 相比这些慷慨激昂的陈词,人们只记住了他当时的一句“名言”:先定个小目标,挣它一个亿。

采访时隔4个月后,王健林表达了自己对万达体育的期待。在一场体育产业论坛上,王健林称万达体育的“小目标”是“在2020年的净利润至少要做到10位数,或者几个10位数”。

结果是,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。就在王健林对万达体育充满信心的2016年,公司录得净利润亏损2924.5万欧元。此后经年,万达体育始终未走出业绩萎靡的漩涡。

业绩疲软,起伏不定

万达体育自信满满的开启征途,路途却并不平坦。

9月9日,万达体育公布上市以来的首份成绩单,成绩并不理想。万达体育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报显示,截至2019年6月30日,公司营收同比下滑30%至2.838亿欧元;毛利润为1.044亿欧元,同比减少3.51%;经调整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5880万欧元,同比下滑超10%。

而这种下滑的态势或将持续。万达体育预计,公司2019年全年营收预期介于10.08亿欧元至10.7亿欧元之间,同比下滑5%至11%;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预计在1.67亿欧元到1.77亿欧元之间,同比下降9%至15%。

若将时间轴拉长,万达体育营收起伏不定的特点从已公开的数据中可窥一二。根据数据,万达体育在2016年-2018年的营收分别为8.77亿欧元、9.55亿欧元、11.29亿欧元,2019年预计最低达到10.08亿欧元。若据此计算,2017至2019年的同比增速分别为8.89%、18.22%、-10.72%。

资深专家薛建雄直言,“现在外部经济环境承压,这种成长转折型公司业绩自然还会下滑。说白了,没有自己的直播平台,业绩波动性就太大。”

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,万达体育归结于受周期性体育项目的影响。万达体育业务分为大众参与业务,观众体育业务以及数字、生产、运动解决方案业务(DPSS业务)三大板块。其中,作为万达体育营收增长主力的DPSS业务,受大型赛事影响颇深。

数据显示,由于缺乏大型赛事加持,2019年一季度,万达体育DPSS业务同比下滑39.83%至2148万欧元;在二季度,这一数据下滑更加迅速,同比下滑70%至5480万欧元。

中银国际在研报中指出,全球体育市场持续增长且大小年现象明显,偶数年份增速更高。且由于国际足联世界杯和欧联杯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体育赛事,以及奥运会在偶数年内举办,该行业在偶数年内呈现出较高的增长率。

究竟如何规避体育赛事带来的周期性影响,进而保证公司业绩长效、稳定的增长,万达体育显然也没有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。

股价低迷,负债堪忧

尽管背靠万达集团这颗大树,成绩不达标的万达体育在资本市场依旧举步维艰。

上市前夕,万达体育的困境已显露端倪。在价格方面,每股发行价由12-15美元下调至9美元-11美元,再下调为8美元。同时,万达体育接连收缩发行规模,将发行数从3333.33万份ADS下调至2800万股,再降为2380万份,并取消老股出售。

历经一波三折,万达体育于2019年7月26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敲钟,王健林并未到场。遭遇市场冷遇的万达体育,上市当日即破发。万达体育开盘价仅为6.20美元/股,较发行价下跌22.5%。开盘后,股价一路下挫,截至当日收盘,股价较发行价下跌35.50%,报收5.16美元/股。

这种不利的开局一直延续至今。新地产统计发现,万达体育历史最高价仅为6.24美元/股,最低价则为3.54美元/股。自万达体育上市至今,公司股价长期处于发行价以下,从未突破。

对此,薛建雄认为,“万达体育在经济下行初期上市,尽管上市时打折,但企业自身经营比较困难,业务在调整,股市环境也不好,资金比较保守,股价下滑在所难免。如果公司能把营收搞上去,利润会越来越多,股价才会上去。”

投资者“不买账”的背后,的确不乏企业难以持续稳定增长的业绩、财务中的隐患等原因。居高不下的资产负债率是万达体育的一大痛点。2017-2019年6月30日,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03.29%、100.48%、82.96%。这一负债水平,堪比以高杠杆著称的房地产行业。

不仅如此,公司有息负债规模也在不断攀升。截至今年6月30,万达体育有息负债总额高达10.1亿欧元,较2018年底的5.61亿欧元激增80.04%。在万达体育的高负债中,还隐藏着另一大隐患——有息负债占比过高,用以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、速动比率长期处于1以下,债务结构不够合理。截至2019年6月30日,企业有息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高达61.36%。同期,企业流动比率为0.70,速动比率为0.69。

资金承压的万达体育对资金的渴望在上市前夕便显露无疑。万达体育集团总裁杨恒明表示,上市之后,相当一部分募资将用于减轻债务,让融资负债水平回归健康。不过,万达体育仅募得资金1.9亿美元,仅占此前预估最高融资额5.75亿美元的33.04%。对于高达10亿欧元的负债而言,1.9亿美元的融资只是“杯水车薪”。

不过,在薛建雄看来,“如果企业没有用募得的资金偿还过往的融资,那也是会快速投资亏掉。那样的话,财报会更难看。”

值得警惕的是,债务激增之下,万达体育的资产结构却存在很大风险。难以变现的商誉和净无形资产在总资产占比很高。截至2019年6月30日,公司的商誉和净无形资产价值为12.52亿欧元,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63.10%。

在财经评论员严跃进看来,公司的商誉和无形资产的占比较高,往往容易引起投资者的质疑。“公司商誉方面的资产占比较高,往往面临商誉减值等风险。虽然体育类企业确实强调了商誉经营的导向,但从上市企业等经营角度看,更需要强化具体的项目经营收入等,这样反过来才能确保商誉价值的稳定。”

作为体育行业的先行者,万达体育没有“吃到螃蟹”,反而在资本市场愈见衰落。这艘航船究竟能否承担起王健林“体育王国”的梦想,尚不得而知。

“外行人”入局,困境何解?

或许为了挽救万达体育过于颓势的局面,万达体育近期毫无预兆的进行了一场人事变动。

万达体育由三个部分组成,分别是盈方集团、世界铁人公司、万达体育中国公司,本次出现人事变动的是万达体育中国公司。9月6日晚,万达体育发布公告称,万达体育中国区CEO杨东为因个人原因离任,并离开公司董事会。

杨东为于2016年出任万达体育中国区CEO,此前是NBA中国负责商业事务的高级副总裁。杨东为被王健林赋予了探索中国区体育盈利新路径的使命。在2017年的万达年会上,王健林便点名杨东为,要求“要把体育搞好,发展起来”。

然而,在长达三年半的职业经历中,杨东为尽管为万达体育赛事IP落地中国付出了努力,但破解盈利难题、提升中国区的业绩的使命最终以失败告终。截至目前,公司95%的营收仍然来自海外市场。

对于来自万达宝贝王集团的接任者高益民而言,面临的挑战也不轻松。王健林对万达体育的盈利水平有相当大的野心。2016年12月,王健林在一场体育产业论坛上表示,“既然叫体育产业,盈利就是公司的最主要目标”。他对万达体育的规划是“在2020年的净利润至少要做到10位数,或者几个10位数”。

现实却与王健林对万达体育的规划背道而驰。公开数据显示,万达体育2016年-2018年的净利润分别为- 2924.5万欧元、7879.2万欧元、5401.2万欧元。截至2019年6月30日,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为1592.9万欧元,若综合上半年低迷的业绩来看,全年净利润表现极有可能被拖累。就万达体育的整体表现来看,距离王健林喊出的“10位数”盈利“小目标”,还十分遥远。

从高益民的履历来看,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体育行业“外行人”。如何根据王健林提出的“通过体育产业把旅游等相关产业做得更大”的要求,将万达体育与万达文旅等资源进行有机结合,破解盈利困局,如今已经摆在了高益民面前。

对高益民而言,如何搀扶着这个蹒跚起步的企业学会独立行走,再快速奔跑,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。

有人说,在一场马拉松中,你的起点高也好,你的提速快也好,但结果比较的是谁能坚持到最远。而万达体育究竟能坚持多远,时间将会见证一切。

(责任编辑:蒋柠潞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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